伊莎白?柯鲁克家里的暖气烧得正旺。她虽已岁高龄，但仍精神矍铄。这位国际友人是中国国家对外最高荣誉勋章“友谊勋章”获得者，也是《人民日报》的老朋友。

伊莎白出生于四川成都，父母都是加拿大传教士。年，她和同为英国共产党人的丈夫大卫?柯鲁克一起走进太行山下晋冀鲁豫边区、今河北邯郸武安市的十里店村，调研土地改革工作。也正是在这里，柯鲁克夫妇与《人民日报》结下了一生的缘分。

在伊莎白家中的小四方桌前，她的二儿子柯马凯翻开父亲的影集，伊莎白手握放大镜仔细辨认着相片中的人物。在他们的介绍下，记者看到许多大卫?柯鲁克拍摄的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编辑、记者在太行山工作时的老照片。尽管柯鲁克夫妇和这份报纸的相遇只有短短几个月，但在伊莎白的脑海中，这段记忆依然鲜活。她缓慢却有力地告诉记者：“他们很有吸引力，那段日子也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之一。”

柯鲁克夫妇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的相遇地点是在今河北邯郸武安市的河西村，与十里店村相邻。当时这份报纸已创刊一年有余，最初创办地，是在邯郸城内火磨街一栋小白楼内，时间是年5月15日。

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0日，根据形势发展需要，中共中央撤销原先领导华北敌后抗战的北方局，分别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察冀中央局，其中晋冀鲁豫中央局由邓小平任书记，同时成立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统一领导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四个区党委和军区。

此后不久，年10月，为粉碎国民党军对华北解放区的进犯，晋冀鲁豫军区实施邯郸战役，10月4日解放邯郸。到11月日邯郸战役胜利结束、年1月13日国共双方达成停火协议，晋冀鲁豫边区已发展成为辖00个县市、多万人口、31万作战部队的当时全国面积最大的解放区。

要指导这样一个大区的全面工作，原有的各区分局党委的报纸如太行区党委机关报《新华日报·太行版》等，都很难承担这样的重任，亟须创办新的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在邯郸战役中，跟随刘邓首长一起行动的时任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社长安岗，就常听到首长们在一起议论：等打完了仗，形成大片的解放区，就要办一张大报。刘伯承在一次会上还说过：“我们现在除了打仗，还得打笔墨官司。”

年4月，鉴于当时形势比较稳定，晋冀鲁豫中央局做出创办中央局机关报的决定，调曾在《新华日报·华北版》（太行版前身）工作过，有办报经验的现太行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张磐石为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负责创办中央局机关报，兼任新创办报社的社长和总编辑。已先期进入邯郸的安岗被任命为报社副总编辑，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的人员也自然成为新报社的组成部分，还有少量太行先锋剧团的成员。同时根据张磐石的要求，《新华日报·太行版》被一分为二，非山西籍的编辑、记者几乎全部被抽调出来，作为新报社成员，出发前往邯郸。

当时冀南最大城市邯郸市区里，3层楼以上的建筑只有两座，其中一座位于市中心火磨街旁。在时任邯郸市长王悦尘的帮助下，这座俗称“小白楼”的建筑，成为新报社的编辑部办公用房和编辑宿舍。

在邯郸市邯山区文史馆，记者见到一张报社成立之初的珍贵照片。一栋三层楼房的正上方，“人民日报馆”五个大字自右向左排开。

“这就是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在邯郸创刊时的办公地。”邯郸文化院院长尚荣生说，“这栋楼以前是邮电局，由德国建筑师设计，因为外墙是灰白色，当地人称作‘小白楼’。”

战时办报要有战时效率。4月中旬才决定创刊，邓小平就给张磐石下了一道“死命令”，新的中央局机关报必须在5月15日出版。

要办报，先取名。但这份新报纸的名字却是在创刊决定下达后、经众人讨论后确定的。据参与创刊、年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的李庄回忆，当时有人主张叫《滏阳日报》，滏阳河流经邯郸，自古有名。但滏阳一词地域性太强，有人建议就叫《晋冀鲁豫日报》，像《晋察冀日报》那样，老老实实亮出中央局机关报身份。然而大家觉得6个字的报名太长，读起来拗口，老百姓不好记。多数人主张叫《人民日报》，因为毛泽东年提出的“为人民服务”越来越深入人心，“人民日报”最能体现这一宗旨。李庄给《人民日报》这个报名投了赞成票，为了说服大家，他还补充说：“人民日报”涵义好，音韵也好，前两字都是平声，后两字都是仄声，琅琅上口，多响亮！

报名为《人民日报》的建议上报不久，中央局就批准了。

报名确定了，由谁来题写报头呢？大家想到了远在延安的毛泽东，于是马上发电报到延安，让时在延安的中央局领导请毛泽东题写报头。但由于创刊号首发在即，报社决定先用集字的方法，从毛泽东的手书中选出了“人民日报”四个字。

为了承印即将创刊的报纸，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决定将当时的华北新华书店印刷厂和19师政治部印刷厂合并，成立永兴印刷局。年5月15日上午，套红印刷的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如期出版，当日发行量约1万份。创刊号头版的《发刊词》由张磐石亲自起草，邓小平拍板通过。其中写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也就是本报的方针和宗旨。”刊发在创刊号上的邓小平的题词，也是“为人民服务”。

“在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的创刊号上，‘黄河归故’的相关报道是当时最引人注目的时事新闻之一。”尚荣生介绍，“黄河归故”是一项黄河改道工程。年国民党军为阻挡侵华日军，在郑州以东花园口把黄河大堤扒开，使东流的黄河改道南流。抗战胜利后，这一区域的旧河床上形成大量新村庄，原来的黄河河堤也多有损坏。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在没有安置百姓、修复河道河堤情况下，决定重新封堵花园口，让黄河回到以前的河道上。此举严重威胁了冀鲁豫解放区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创刊当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在头版和二版刊登多篇“黄河归故”的相关报道。其中李庄撰写的余字深度报道《为七百万人民请命》，因为叙事清晰，有数据、有文采，得到邓小平高度肯定。

年6月底，国民党军队撕毁停战协议，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在中央局部署下，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奉命撤离邯郸。6月7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出版了在邯郸发行的最后一期，随后离开驻扎一个半月的“小白楼”。

7月1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在停刊三日后重新出版。当天的报纸换上了毛泽东在延安亲自题写的报头。一路辗转西行，编辑部最后在太行山东麓的河西村扎下了根。报社工作人员都住在村民家中，由于村落不大，村民几乎家家都住着报社工作人员。编辑部和报社办公室被安排在村里最好的一个院落，当时是全村惟一安装了门窗玻璃的房子，村民称为“玻璃院”。

如今保存完好的“玻璃院”里，贴满了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创刊初期的珍贵照片，这些照片多数出自伊莎白的丈夫、大卫?柯鲁克之手。创办之初的《人民日报》没有相机，撤到武安以后，有人送给张磐石一架“蔡斯”相机，张磐石让负责行政的郭渭保管，但很少使用，主要因为没有胶卷，也缺少冲洗放大设备。而熟悉摄影的大卫·柯鲁克则为这一时期的人民日报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

年11月，在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的激励下，签约为《时代周刊》和路透社写稿的大卫?柯鲁克与希望亲眼见证中国历史变革的伊莎白一起，通过在香港的乔冠华等中共人士的帮助，辗转来到河西村附近的十里店村。这里离火车站很近，设有晋冀鲁豫边区招待所。在村口的一堵墙上，他们看到了一块黑板报，上面用粉笔抄着当天的新闻。“这些新闻是从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上抄下来的。这家报纸还常常为供黑板报采用而刊登一些通俗易读的短文。”柯鲁克夫妇在后来出版的《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一书中这样写道。

此时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已驻扎在河西村一年多。除日常办报外，他们还参与当地的土改复查工作。“当时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组织了多支工作队下村复查，其中一支就去了十里店村。”柯马凯说。

正是十里店村的土改复查工作，让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和柯鲁克夫妇相识相知。年月至4月间，柯鲁克夫妇作为观察员跟随其中一支工作队进驻十里店村，与报社的编辑记者熟悉后，柯鲁克夫妇记录下了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在太行山区的许多办报瞬间。

当时承印报纸的永兴印刷局在武安地区的石洞村和青烟寺村落足后也很快发展起来，先后成立了5个印刷厂。一厂专门承印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印刷车间设在田二庄。“当时每天印好的晋冀鲁豫《人民日报》需要先从印厂运出来，再在十里店附近上火车，然后发往武安，最后分发到各地。”柯马凯说，“许多路程需要依靠马匹等牲口运送。”

河西村的稳定环境为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报纸版面分工更加清晰，内容也逐渐增多，还出现了一些新版面、新栏目。报社与根据地各方通讯员重新建立了联络。版面上开设“通讯往来”和“大众黑板”栏目，用以加强报社和通讯员之间的联系。其中，“通讯往来”栏目主要负责指出报道重点、纠正问题。“大众黑板”栏目主要为村里的黑板报、屋顶广播、读报组、工作人员提供内容素材，刊登柯鲁克夫妇所说的“通俗易懂的短文”。

如今，从河西村办报旧址大卫?柯鲁克拍摄的珍贵照片中，可以看到报社的新闻记者、收发电报的电务科人员、报纸的印刷工人、坐在四合院内讨论稿件的编辑、送报途中拉着马匹的发行员……

战火连绵中，这张报纸就这样在晋冀鲁豫解放区播撒传递了两年。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共出版期，其中70期是在武安山区出版的。年5月15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创刊两周年，报纸头版刊登了安岗撰写的长文《一年来从事党的新闻工作的几点体会》，指出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已初具规模，报纸发行涵盖全区个县，发行量达.5万份，拥有5个分社和名通讯员，开设有地方广播，构成了晋冀鲁豫解放区新闻事业的有机整体。

柯鲁克夫妇在书中曾这样描述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工作队：“多年来，他们住在农民家里，除非是过节，他们只是以小米、野菜或白菜充饥。他们的生活水平相当于当地的中农。”

正是这种朝夕相处，让武安人民和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结下了深厚情谊。

安岗曾回忆，“河西村总人口还不到人，好房子都腾给人民日报了，小米都拿出来给我们吃了。我们缺人力给发电机摇把子，河西村的小伙子马上就来了”。郭渭也曾动情地回忆说，“我经常想起河西村，想起淳朴的河西村乡亲，我的大孩子就是在那里降生的。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太行山的老乡用自己的小米和土屋哺育了自己的新闻队伍”。

“在武安地区，至今还流传着报社同志和当地百姓互帮互助的故事。河西村有一妇女难产，报社医生出手援助，母女平安。村里的群众经常给报社送菜送粮，并组织起民兵站岗放哨。”武安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张建国说。编辑部队伍刚刚进驻河西村时，一度缺乏印刷用纸。青烟寺村的刘景春和李贵华赶着毛驴翻山越岭，到涉县驮纸，途中遭遇大雨，运纸的农民脱下衣服盖住纸张，生怕耽搁了报纸供应。

年3月初，由于解放战争形势变化，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大解放区合并成立中共华北局。四五月间，社长张磐石频繁来往于武安和平山之间，安排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和《晋察冀日报》两报合并和创办新报纸的工作。

4月，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土改工作队结束工作回到河西村。这年春天，在十里店村调研的柯鲁克夫妇也曾前往河西村参观报社的编辑部。几个月后，柯鲁克夫妇和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编辑部先后离开了武安山区。

年6月14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在河西村出版最后一期。6月15日，由两报合并成立的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在河北平山县里庄出版第一期。也正是在这一天，晋冀鲁豫《人民日报》最后一批工作人员在安岗带领下离开河西村。多位村民来到村口为他们送行，热情地说，“你们向北走是大胜利呀！”“你们要把报纸越办越好啊！”

离别之时，安岗给当时不在家的房东杨淑婷家里留下了一张自己的照片、一张便笺和一只皮箱。这只暗红色的皮箱是当时安岗身边“最值钱”的物品。“杨淑婷回家看到箱子后，就把它好好收藏起来，一直到年以后。”年逾八十的村民张庚山说，“在村里，她总爱讲起‘小皮箱’的故事。”

这年夏天，柯鲁克夫妇告别十里店村，北上前往河北获鹿县南海山村。在这里，他们应叶剑英同志邀请，参与创办中国共产党第一所外事学校，并担任中央外事学校的老师，培养日后需要的外交和外语人才。当时的中央外事学校就是今天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按照原计划，柯鲁克夫妇应该只在中国待18个月。但他们留了下来，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外语人才。年11月，大卫?柯鲁克在北京逝世，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园内如今有他的一尊半身铜像。

武安一别后，柯鲁克夫妇始终牵挂着《人民日报》。他们曾返回晋冀鲁豫《人民日报》旧址，捐献了不少老照片。年5月0日，伊莎白?柯鲁克和她的两个儿子曾拜访《人民日报》，赠送了《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英文版和中文版（复制件）。她在扉页上留言：“年初，人民日报的记者在十里店村开展了土改复查和整党运动。中国共产党交给他们的任务是获得、积累经验，并将之介绍到整个晋冀鲁豫边区，从而推动整个边区的土改工作。这本书详细记录了他们杰出的工作。”

丈夫去世后，伊莎白在家属楼前的小花园里栽下了一棵银杏。那天，在记者采访结束后，伊莎白穿上了厚羽绒服，双手扶着轮椅，一步一步地朝小花园走去。像往常一样，她想看看这棵银杏。

在河西村的“玻璃院”里，至今还栽种着一棵老石榴树，每年六月开花，八月结果。年春天，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们围坐在这棵枝叶繁茂的石榴树下讨论办报。73年过去，石榴树依然挺立，那张他们为之奋斗的报纸正一日日刊发至今，成为世界级大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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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夏康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