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作为基督徒好不好，不是由我们自己来判定的，而是在现实中，当我们面临逼迫时，我们心中是否还有对上帝的信望爱。一种神学好不好，最终不在于逻辑是否严密，而是是否传达圣经中从神而来的信望爱。

听说wen.zhou教会bei.zhua的某些基督徒中了撒旦的诡计，将别人供出来就可以脱身。这实在是让人感到难过的消息。我们很难去责难当事人，作为传道人应该想想在这个事情上我们是否负有责任。如果说我们这个时代的教会很大程度上缺乏信望爱，这是不为过的。信徒丧失信望爱，首先要追究的是神学家和传道人的责任——我们是否在努力宣扬一种从神而来的充满信望爱的神学？

关于信望爱，圣经是这样阐述的：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希10:1）；盼望不至于羞耻（罗5:5）；爱是恒久忍耐…（林前13:4-8）；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林前13:13）。这里的“常存”是与上文所说“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林前13：8-10）”相呼应，表明无论讲道，说方言还是知识都是以信作为“实底”或基础，也是为了培养人对神的信望爱。只有这才是永恒不止息的。本文就以作为“实底”的“信”来查看我们的神学。这个“实底”在原文中是hypostasis，作本体，位格之意。

教父学，与中世纪的辩证神学和现代新教的正统相比，一个非常大的特点是教父神学可以激发出人的信望爱，因为他们的神学基础是信心。信望爱的产生来自于神修学的壮大，神修学的范围比我们常常用的灵修学的范围更大，它不仅包括神秘神修学，其研究范围囊括整个人的存在，因人的存在是被神引导的。所以，教父们是充满激情的护教学者，他们向异教开战，向皇帝斥责诽谤者，向异端指出他们的错误，他们将殉道视为光荣的事业。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因信已经和神建立了牢不可破的生命关系，培养了信徒的坚韧。在腥风血雨中捍卫了基督教会。

理性和信仰的关系问题在教父学中是一体的，不会分开的。如那些希腊教父和拉丁教父，都有非常好的希腊哲学功底，因此他们才是护教的高手——他们以信为基础，也运用了人的理性。当基督教在罗马世界成为合法性的宗教（公元年）之后，挑战基督教的主要是异端，护教就需要更多地运用理性来辨别。这是对外，对内，作为主体性的教会，仍然是主要以信心来建造的。

基督教神学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神学方法论的问题。如阿奎那运用人的理性去观察和理解信仰，产生出自然神学。这时，他是将神和人作为对象来观察，用人的概念，判断和推理来言说基督教的合理性。这种言说其实没有与启示神学的基础——“信”对立，因为是将人的理性置于神的启示之下。这也需要研究者进入信仰，并看到人理性能力的限制。

阿奎那将哲学（理性）与神学分开为两门科学，认为两者都是研究上帝，哲学以理性来认识它们，这种方法主要满足了人的理性需求。神学靠天启认识它们，只以信心接纳就可以了。两者是两门独立的科学。托马斯·阿奎又将哲学与信仰比喻为二层楼，信仰在二楼，理性在一楼。按着他的思路，信仰高于理性，神学高于哲学。用理性去表达基督教，建立关于神和人的知识，构建人的基督教思想，这都是在一楼的活动。一楼需要以二楼的信仰或信心作为基础，才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因为一楼和二楼都是一栋楼。而不是像我们看到很多大学的托马斯研究中心——他们不一定是基督徒。这意味着将自然神学单单变成一种哲学思辨，而没有信心的基础，也就是没有“实底”了，或者说没有作为位格的本体了。

无论是信心多一点，还是理性多一点，其实都不可能颠覆信心与理性的关系。阿奎那的分法给纯粹的神学留下了空间。神学就是以启示为基础，而不一定需要复杂的理性思辨。启示神学就是以信作为神人关系的起点。这种方法呼吁我们直接面对上帝和人，而不是将上帝和人当作对象的研究，而是要研究者进入信仰和言说信仰的研究，这才叫神学。这样是一个有“实底”有位格的神学。

以信心为起点，作为个体的基督徒与上帝之间才可以构成生命的关系。这种关系具有主观的、神秘性的一面，如个人祈祷，经历与神相交的联合。这种信仰中的经验很难以人的理智表达出来，因为在神人相交最高的阶段，是要彻底地放弃人的理智，让人的理性能力安歇！但它又不是失去了理智，完全神秘到无法表达。在教父时代，如伊格那丢和爱任纽的圣餐神学。即是表达了神通过圣餐内住到人中间，成为人的生命。“生命”成为神学的核心概念。生命直接的表现是彰显出神所赐予的信望爱。在现代的东正教神学中，信仰在神学中更是被表达为一种相交的事件（aneventof







































口碑较好的白癜风医院
什么药治白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