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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布莱希特写的第一版《伽利略传》，伽利略是一个大家心目中的英雄，大家同情他，因为他受到迫害。后来我们知道，布莱希特了改变心意...”

在一千零一夜中，道长从布莱希特的经历谈到了，他在创作《伽利略传》过程中的转变，在他的笔下，伽利略被从一个为了真理和教廷对抗的悲剧性英雄角色中解救了出来，成为了一个复杂矛盾有着自己缺陷的一个人。

《纽约客》非常受欢迎的专栏作家亚当·戈普尼克，曾经撰文写过一篇伽利略的文章，通过伽利略人生当中的一个一个细节，那个教室墙上挂着的科学家伽利略模糊了，而一位爱好文艺，精通占星的伽利略成了那场改变欧洲革命的主角。

文/ADAMGOPNIK

译/marianne46

科学家要有英雄的头脑，而不是英雄的道德。正是这一点推动科学前进。

“你最没有资格批评伽利略”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伽利略》是一部最具莎士比亚风格的近代历史剧，最鲜活而又矛盾丛生。该剧（第二版）是布莱希特在好莱坞流亡期间，于年和查尔斯·劳顿共同创作。布莱希特塑造的世俗的享乐主义者和冷嘲者的科学家形象很难被超越、或被遗忘。他笔下的伽利略从荷兰人那里偷来望远镜的想法，讨好梅迪契家族以谋得一份闲差，仅凭心眼和胆识就创立了两门新学科——之后又因持有对于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的错误认识而受到教会的折磨威胁，他垮掉了，放弃了信仰，在耻辱中度过余生。

可以说，布莱希特是世上最没有资格指责出卖诚实换取安逸的人，他屈从于（美国众议院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审问——称“我的活动……一直是绝对独立的纯文学活动”——在流亡好莱坞之后，他又附庸于东德的斯大林主义政府度过余生。最没资格做出谴责的人却指责了伽利略。伽利略不是殉道的英雄，而是变节者，即使他是天才，但他的耻辱或背叛的确塑造了近代科学的起源神话。

布莱希特话剧《伽利略》

“他们注视着人，看到了天使；而他看着天国，却没有看见。”

我们现在回顾起来，看到的是莎士比亚和伽利略的同年关系，但还有一对在伽利略在世时就被注意到并被传颂的更预示成功的关系：伽利略在比萨出生的日子恰好是米开朗琪罗去世的那天。事实上，可能相隔一周，但篡改的记载使得看起来是那么回事。他们的联系是真实而深切的。伽利略一生是作为工程师和天文学家，但他的基础教育几乎全是我们称之为文科的科目：音乐、绘画、诗歌和修辞——正是这些让米开朗琪罗的佛罗伦萨成为前几百年的文化首都。

伽利略备受自己冷酷而疯狂的母亲折磨——在他做出自己第一架望远镜后，她试图贿赂仆人泄露望远镜的秘密，好让她卖到市场上去！——而在伽利略的一生和写作中时常出现的某些大男子主义也源于这位古怪母亲带来的焦虑。然而，他更像他父亲凡山杜·伽利略，一位鲁特琴演奏家，更重要的是一名音乐理论家。

他的父亲写过一本书，在语气和写作风格上都与他儿子后来写的惊人相似，他与古老的鲁特琴托勒密调音系统的决裂，正如他儿子与托勒密天文学说的决裂。很明显，古老调音中存在数字占卜偏见，无法通过耳朵的测试。年轻的伽利略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也享有那赋予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家的思维自由。宗教裁判审问也是全神贯注地听，但这不是在音乐会。

伽利略的部分天才之处在于他将意大利文艺复兴在造型艺术上的精神转移到了数学上。佛罗伦萨画家审视世界的观察方式，被他采用以观察夜空。而怀疑权威、开展实验的思维早在科学之前，就已用在对鲁特琴和蛋彩画的研究中。你只有研究前两百年的佛罗伦萨绘画，从马萨乔坚如磐石的支柱到米开朗琪罗扭曲的完美，才能了解知识如何在比较和考量中形成。

科学史学家马克·彼得森说，画家和诗人通过宗教对象的透镜，安全地，看待这个世界；而伽利略，从他自己的透镜看出去，却没看到任何的宗教事物。他们注视着人，看到了天使；而他看着天国，却没有看见。

伽利略亲手制作的望远镜以及他绘制的月球表面草图

伽利略的大学时光

16世纪80年代，伽利略在比萨大学求学，在那里他接受了那个时代的亚里士多德的正统信仰。但他很快开始对这一正统信仰感到怀疑，他公开在和朋友的谈话和后来与其他欧洲自然哲学家的通信中公开地表达这种观点，尤其是在和杰出的德国天文学家约翰尼斯·开普勒的通信中。邮件已经是在那个时代的奇迹。新科学以信件穿越欧洲来回传递，几乎就和电子邮件时代一样流畅。跟随第谷·布雷赫、开普勒和伽利略间三方通信，你会惊讶地发现没什么时间浪费在散步流言和发现上。人类的好奇心是令人惊异的加速剂。

开普勒鼓励伽利略公开表达他对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修道士的日心说的认同。他的系统公布于年，大大简化了天文计算，却几乎没有引起思想意识上的骚动。但只在半个世纪后，由于神父牧师逐渐认识到地球正在被推向从属的轨道，日心说才变得争议而无法控制，甚至不能触及。

伽利略成为了越来越坚定的哥白尼信仰者，但他有他自己的奇思怪想。他从不接受开普勒对哥白尼系统的行星轨道是椭圆的论证，因为他热爱圆形的完美；而且他肯定潮汐运动是地球在转动的最好证明，因为地球表面的海洋水随着地球转动明显地晃动。但对于月亮在远处牵引海水这个事实，伽利略认为那是胡说，并且从不倦于嘲笑这一点。

帕多瓦的快乐时光

年，伽利略前往威尼斯附近的帕多瓦，在该城的大学任教。在兵工厂，他承诺帮助威尼斯海军夺回霸主地位，他用物理方法改进了由成排的罪犯划桨的桨帆并用大木船上的桨的布置。在那里，他靠设计、售卖新奇的机巧装置赚钱。他制作了一种军用罗盘，并为了支持自己的发明权而苦苦争斗。奇怪的是，他也靠给自己学生和有钱的主顾占星赚钱。（当代科学史学家倾向于反对所谓的科学革命是凭空出现的，相反强调这是中世纪的占星术和炼金术的延续。牛顿研究炼金术；伽利略绘制所有这些算命的天宫图。）

如果你试图选出历史上最好的居住地——伽利略时期的威尼斯肯定是首选。最漂亮的城市，晚期的贝利尼们（Bellinis）和提香们（Titians）的画还未干，威尼斯也有美妙的音乐、歌妓一样的情人和永远聊不完、尽可畅所欲言的生活。伽利略称这几年是他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

伽利略设计的军用罗盘

伽利略的望远镜

年，伽利略听闻有一种荷兰的小器具能让你看清远处的船只和房屋。之后一个朋友将尺寸和基本结构寄给了他——两个透镜装在一个48英寸的管中——他开始研究，不出几周便做出自己的望远镜。12月的一个晚上，他将望远镜对准了月亮，看到了前所未见的景象。他知道他此刻看见的是这个时代从未有人见过的——某些斑点的阴影是环形山和山脉。月亮并不是一个坚硬、圆润的球体；它是有地质特征的。

几周后，他将望远镜对准了木星。他潦草地记在一个信封背面的笔记，至今仍然保存在纽约摩根图书馆。他震惊地发现木星周围还有四颗小行星。在思想史上的这一仍令人心跳加速的时刻，他注意到，这些行星一夜又一夜在这颗巨大的星期周围像跳华尔兹一样的前后移动：先左，后右，从不停下脚步，就像这颗星球有某种吸引力令它们想要靠近。直觉在他脑中一闪而过：靠近木星的新星就是卫星，就像月亮绕着我们一样绕着木星旋转。因此它们的光也可能是反射光，就像我们的月亮一样。所有的月光可能都是被一面“天镜”反射的太阳光。然而更重要的是，借助望远镜就可看到天空中有个小型的哥白尼系统。

如何夸大望远镜对伽利略的发现的重要性都不过分。这是他的象征和标识，第一个明日之星，是爱迪生的电灯泡和史蒂夫·乔布斯的苹果手机的祖先。伽利略这个骨子里头的托斯卡纳的机会主义者，匆忙写信给佛罗伦萨的梅迪契公爵，暗示说，只要给他一份工作，他就会以梅迪契的名字命名新星。他想要回到佛罗伦萨，似乎部分是因为他想说服那些聪明的、受过良好教育的耶稣会会士，他们会聚集起来接受他的世界观。

他想说服强大的耶稣会会士接受新科学，那自己就不用担心宗教裁判所或教皇。伽利略感到自己已经处于相当的宗教压力下，为了继续研究，他将自己和开普勒的信件中谈及的发现加密。他甚至用密码给开普勒写了一封关于金星位相的信，以“Oy!”结尾。真的，他这样做了。

约翰尼斯·开普勒

“你可以假设，但你不能相信”

遍及意大利的宗教裁判所被希布隆称为“低级的幕后恐怖主义。”年，罗马宗教裁判所当众烧死了伟大的乔丹诺·布鲁诺，他只是教授世界的多元性的教义，这与伽利略的多卫星学说一样让人不安。宗教裁判所活活烧死哲学家是很少见的；另一方面，你要活活烧死多少哲学家才能让其他哲学家在他们说出其他煽动性言论前停止再三思考。意大利天主教会这个机构里，没几个统治者真正把他们自己的思想意识当回事，但他们仍独掌道德和法律大权。

接下来的二十年，伽利略试图继续基础研究的工作，同时和教会协商让他继续工作。最终他和教会达成了某种隐晦的共识：如果他只是将哥白尼学说当作假设，而不是关于世界的真理，那就可以接受——如果他声称自己的工作只是“历史（istoria）”，而不是“证明（dimostrazione）”，宗教裁判所就可以放任他不管。

意大利词传达了同样的英文意思：以想象新的关于宇宙的故事为乐是可以接受的，而证明它的原理却是不能容忍的。你可以计算、考虑甚至和哥白尼一起假设。你只是不能相信他。再一次，这种在表面上令人费解的差别，也适用于当代中国：你可以参与自由市场，做芝加哥大学要求的所有预测。但你不能出版一本书说米尔顿·弗里德曼说对了而毛是错的。

伽利略先后六次谒见了对他表示同情的新教皇乌尔班八世，在面谈中，他承诺以伽利略对哥白尼学说保持沉默换取他的言论自由。这是个有毒的承诺。一如往常自负的伽利略，认为他能耍手段将他所想表达的糊弄过去。

年，随着他的著作、宣言、诗歌和喜剧《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的发表，事情到了最危急的关头。这本书是发生在威尼斯的三个好求知的朋友之间的对话，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唤起那段快乐时光，为了纪念那些对话的夜晚，他用自己朋友的名字命名了书中的两个角色：萨尔维阿蒂完全为伽利略说话，而沙格列陀则代表诚实、有常识的非科学家的普通大众。他创造了第三个傀儡角色辛普利邱，结结巴巴地为亚里士多德和当权派代言。

这本书是曾经出版的最有趣的经典科学著作。以方言写成——最好的现代翻译是斯蒂尔曼·德雷克的版本——它使用了所有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手法：讽刺、戏剧、喜剧、挖苦、尖锐的冲突和独特的异想天开的诗意。有些段落在四百年后仍然很有趣。

伽利略的语气是激动人心的，他写到：他努力寻找事情的真相，眼睛不放过任何运动，从空中飞翔的鸟到水平发射的炮弹的实际运动，从星星发光的方式到周围动物的所有运动骨骼的运动方式。

他承认，哥白尼思想是违反直觉的——地球肯定似乎是没动的。但又说要有思考的勇气去领会地球转动的观点。“哥白尼系统的确在亚里士多德的宇宙中制造了动乱，”伽利略/萨尔维阿蒂在书中说，“但我们对待的是我们自己的真实的宇宙。”

《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

当沙格列陀试图向辛普利邱解释表象如何具有欺骗性时，他提到“夜晚沿着街道走路的人看见月亮划过屋檐时，会觉得月亮在跟着自己走，迈着跟他们一样的步子。”你不能相信你的眼睛，但你也不能相信旧的书本。你能相信什么呢？什么也别信，真的，这就是伽利略/萨尔维阿蒂的答案，那只是些易变的感觉印象和强硬的观点。“再不要信书本和权威，因为我们争论的是可感知的世界，而不是书中的一张纸。”

在教会貌似仁慈的保护下，只要教会让他继续研究，伽利略就觉得很满意。但教会不让他继续。他尽可能的求取教会的容忍，但教会还是容不下他。一部分的麻烦归咎于他自己的骄傲自大：他记得在最后将教皇最喜欢的哥白尼学说是“假设”的观点写进自己的书里，但他将这作为辛普利邱的结束语，而当你将教皇的惯用辞句借辛普利邱之口发表，最好确保这个傀儡角色不叫蠢蛋，这比侮辱更严重。

“审判伽利略只是因为他没有信守承诺？”

历史学家托马斯F·迈尔的两本新书探讨了伽利略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伽利略案》具体讲述了宗教裁判所对科学家的迫害，而他更长的《罗马宗教裁判所：伽利略时期的教皇官僚和其法规》深入研究了当时的社会和知识环境。

迈尔反对传统的说法，教会威胁伽利略如果不停止日心说，就要折磨或杀了他，所以他停下了。迈尔认为如果伽利略不那么顽强不屈，对于科学来说，事情可能会好得多；

无可否认，伽利略案是官僚作风的乱局，责任交织错乱，它留下了大量未解决的问题：哥白尼思想是否被宣称为是异端？审判伽利略只是因为他没有遵守和教皇的承诺？

但肯定的是，年，伽利略受到折磨威胁，被迫下跪发誓放弃自己的信仰和书籍，余生一直被软禁，遭受严密监视。（即使有相当宽松的时候：约翰·弥尔顿前去探望他，被监禁的科学家形象出现在弥尔顿辩护言论自由的书《论出版自由》中。）但伽利略自己的话，读起来隐隐有一丝讽刺意味：“我不坚持哥白尼学说主张，且在被强制令要求放弃后也不坚持它。”

他会如布莱希特所希望的采取其他方式，做得更英雄气概一点吗？弥尔顿笔下的伽利略是个被不容异说的教廷拘禁的自由人。有人想，莎士比亚的伽利略会是什么样，他曾经写过他吗？在某种意义上，他以福斯塔夫的形象写过他，那个看透荣誉和忠诚游戏的纵情声色的聪明人。

殉道是信仰的试练，但考验真理的还是真理。一旦书籍出版，谁还在乎你为了救命而撒的显而易见的谎言？我们必须相信奇迹的最好的原因是人们为之赴死的奇迹。但我们必须相信木星的卫星存在的最好原因是没有人需要为了他们是真的而准备去死。因此科学家可以对拷问者不屑一顾，说你想让我用什么方式说，我就按你说的来。你已经用了水刑，星星还在那。

如此多的伟大科学家真的追随了伽利略，对他们的发现回避责任和逃避后果，这并不是偶然。在天才的花名册上，逃避世俗的责任似乎实际上是个的固定主题。牛顿以疯狂避世，达尔文则煞费苦心地将政治活动推脱给赫胥黎。海森堡的摇摆不定也是政治上的——他为希特勒做了核裂变研究——以及量子力学研究。科学家要有英雄的头脑，而不是英雄的道德。正是这一点推动科学前进。

年6月22日，罗马教廷审判伽利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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