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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青年的出路在哪里？” 这是《出路》在甘肃的放映结束后，大家讨论最多的一个问题。 十月的晚上，甘肃的天气已经非常冷了，连续几日的阴雨天，让平凉这座小城看起来更少了一份活气。虽然这座城市有我们的父母家人，有我们的历史，但却成为了留不住我们的地方。逢年过节我们纷纷回家，假期结束我们又匆匆逃离。我听到太多的声音在问：“回来干什么呢？” 北漂、创业者、海归、公务员、教师、考研党、高三学生......30多个处在人生不同阶段的年轻人们挤在一间小小的咖啡厅里。这里似乎是这座小城中一个为数不多的可以坐下来做梦的地方，《出路》就在这样一个地方，和甘肃的年轻人们相遇了...... 放映结束后，郑琼导演通过视频和大家交流。在放映结束后的2天里，我们也陆陆续续的收到了其他观众的反馈。在这里，我们想把这些话语分享出来，希望你也可以找到自己的答案。 映后交流： 小张（辞去公务员的工作，正在创业中25岁+） 张：请问您是抱着一种怎样的心态开始拍这部片子的？您认为导致这三位主人公出路不同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郑：我在拍徐佳的时候，徐佳也问过我：“为什么你要拍？”我说：“我想把所有小地方的人为命运改变所做的努力呈现出来。”这是我当时很重要的一个初衷。另外，这三个人的故事在中国太普遍了，每个人背后都可以有一堆人对号入座，可是他们却完全没可能在现实中产生交集，我很想把他们放在一个画框里来讲一个故事。 导致他们出路不同的背后有很多的问题，很难单个的认为这是体制的问题或者教育的问题，我比较愿意去看，作为每一个个体，你在里面可以做什么，因为你并没有办法在瞬间里让一个体制或机构有颠覆性的改变。我个人更多地会觉得这个社会的价值观是有问题的，是文化上出了问题，我们似乎只有一种价值观，就是成功学，不成功的人好像就该死，而且这个成功仅仅限定在对钱和权力的攫取程度。我觉得这种单一的价值体系对每一个个体都是一种伤害。作为一个表达者来讲，我要去反省这件事情，整个社会价值观都是这样的，我是不是也要去遵循这样的价值观，我是不是可以重新去思考我自己的价值观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这也许是我们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去做的事情。我们不可能通过一次运动或者一部电影去立刻改变一些社会不公的状态，但是至少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在自己的内心里对自己有一些小小的自省，小小的调整，小小的改变。如果你不去做这种所谓主流价值观的追随者，不去为我们不认同不喜欢的东西添砖加瓦，或许你会对自己对“马百娟们”有另外一种态度。如果每一个个体生命都能活出自己在这世上的真正使命，大家不都在一个所谓公认的框架里过一个他人设定的人生，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改变，比改变社会要有价值得多。 梁子（北漂，电影工作者，30岁） 梁：这部片子表面看起来很平静，直到片子结束时出现了描写他们现状的字幕，冲击力非常大，充满了绝望。 郑：我很理解这个感觉，我有一个朋友看过后跟我讲，前面马百娟的故事，看起来很浪漫，但是整个片子看完后，就像一个包了棉花的仙人掌扎到你，有点心疼。我很认同这个感受。但是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一个人经历过的东西都不一样。那种刺痛感其实是在我做的时候就有的。我觉得对于马百娟，其实你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一部纪录片不可能去直接改变这个社会，但我把我看到的东西呈现给大家，至少能让大家看到她们的存在。 当我在剪徐佳等待公交车那段，一堆表情焦虑的人群，剪辑师让我找音乐，我给了他陈建年的《航行》，音乐一贴上去，看着画面，我立刻眼泪就掉下来了。我并不是要呈现一个绝望的故事给大家，对我来讲，我有可能成为马百娟，也有可能成为徐佳或者袁晗寒。我的生命里有他们每个人的影子，这些人在中国是大多数，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空间里寻找出路，寻找突破口，他们都很努力，马百娟在努力，徐佳在努力，袁晗寒也在努力，我觉他们每一个人都触动了我，所以我想讲他们的故事。但是他们的这些努力不是绝望。 缘缘（考研党20岁+） 缘：我在中青在线上看到一篇关于《出路》的文章，袁晗寒不能理解为什么徐佳不能去过他想过的生活，你认为不同阶层之间能不能进行真正的交流？ 郑：我觉得很难，但至少要有这种意愿。通过这部片子，袁晗寒知道有马百娟这样的女孩存在，徐佳虽然认为自己过得很辛苦，但他知道他比马百娟会好一点。我也是从小地方出来的，如果没有精神上的寻找和拓展，你本身所在的小环境，很容易让你的视野变得狭窄。而袁晗寒从小就见识过很多东西，她有很多资源，这些资源又能够引申出更多的资源，越有就越有。但是现实对于马百娟，或者更多小地方的人来讲，越没有就越没有。这个也是我很困惑的事情。 我当时采访袁晗寒的时候，我问她，你有机会出国，但是马百娟就不可以。她说，她也可以啊，只要她想，她就可以。我觉得，可能在不同的所谓社会阶层之间有些东西是没法沟通的。也许大家并没有渠道去达成某种沟通，或者这个社会并没有提供太多渠道让我们去云南白癜风专科医院白癜风医院西宁哪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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